谦谦君子刚烈不屈的纵身一跃,屈原自此与端午相连。一个原本图腾祭祀的节日被赋予了更深刻的精神内涵。

而深植于中华民族心象里的屈原,远远不是一个端午节的文化符号那么简单。他幻化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大祭司,积淀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石。年复一年,斗转星回,每每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紧要关头,内忧外患而民族危亡的时刻,我们才能更深切地感悟屈原,才能真正地触摸到屈原那伟大的灵魂…

二十世纪上半叶,中华民族重树屈原精神,以抵御天崩地裂、长城失陷的厄运。应该说在这方面,中国新诗的创始人之一郭沫若功不可没。尤其是1942年1月2日至11日,郭沫若仅用十天时间,一气呵成五幕历史剧《屈原》。他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,浇今人之块垒:借饱受强秦的楚国,来暗喻正遭遇日寇侵略的中国之现状。《》,随即从1月24日至2月7日,每日连载《屈原》剧本。文艺界全力以赴,选派金山、白杨、张瑞芳等明星日夜赶排,以使《屈原》尽早出现在舞台。

4月2日,《新华日报》头版刊登以“四大空前”为广告语的消息:“《屈原》明日在国泰公演:中华剧社空前贡献,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,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,音乐与戏剧空前试验。”4月3日,横空出世的《屈原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亮相,引起轰动,剧场内外挤满热血沸腾、热泪盈眶的观众。由于党报已先期全文刊登剧本,做了预热,《屈原》在国统区连续公演了十七天,座无虚席,掌声雷动。而且每一场,戏剧门外都挤满买不到票的人,直等到演出结束,才跟散场的观众一起离开。有人说:一流的广告、一流的剧院、一流的剧本、一流的效果、一流的演员,一一闪亮登场。

难怪能让雾都重庆万人空巷呢。重庆各报纷纷报道:“上座之佳,空前未有”,“堪称绝唱”。周恩来、柳亚子、董必武、田汉、黄炎培还即兴赋诗赞美。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,若是写文艺界大事记,郭沫若历史剧《屈原》的轰动效应,值得大书特书。谭家斌《屈学问题综论》一书,有一篇《郭沫若对屈原有哪些情结?》,提到:“《屈原》史剧的大获成功,不仅冲破了的文禁,而且以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,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,痛斥了反动派假抗日、真的反动行径……”

不管怎么说,无论屈原还是郭沫若,诗人对抗日战争,还是起到了不亚于城墙、不亚于炮弹的作用。以身殉国的大诗人屈原,为了再一次靖国难,又在舞台上复活了,唱响《雷电颂》。国破山河在,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,呼唤屈原,就像呼唤护国之神。

郭沫若对屈原的感情,并不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才产生的。早在1920年,二十多岁的才子郭沫若,就写了剧本《湘累》,为屈原的反传统精神击节高歌。1926年,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的郭沫若随军路过湖南汨罗,在汨罗江畔举行祭奠屈原的仪式,为远征壮行,他还特意写了《过汨罗江感怀》一诗凭吊屈原。

1935年,漂泊日本的郭沫若难忘故国,写了一部长篇学术论著《屈原》来寄托思念。40年代,是郭沫若研究屈原的高峰期,接二连三发表了《关于屈原》《屈原考》《革命诗人屈原》《蒲剑·龙船·鲤帜》《屈原的艺术与思想》《屈原·招魂·天问·九歌》《屈原与厘王》《屈原思想》等一系列文章,其中《屈原不会是弄臣》《从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是弄臣》《屈原的幸与不幸》等引起广泛的学术争鸣。他还出版了《蒲剑集》《屈原研究》等论著。

由此可见,历史剧《屈原》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,既应和了时代的要求,又得益于郭沫若前半生的精心准备。他对屈原情有独钟:“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”,“我国的屈原,深信有一,不望有二。”他反观案头的著述:“关于屈原的东西写得大概过多了一点。”到发挥作用的时候,就不嫌多了。不然,何以仅用十个日夜,就让祖国的首席大诗人在剧本里复活?郭沫若把自己的灵魂一举投入屈原的形象了。

1941年,郭沫若联合田汉、老舍、茅盾等文化名人,在重庆发出倡议,把端午节定为“诗人节”,专门纪念屈原。此举在文艺界、史学界、教育界等各行各业得到响应,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纪念活动。谭家斌著《屈原问题综论》一书充分肯定了郭沫若的作用:“郭沫若既崇尚屈原,又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,是一位著述颇丰的楚辞学家,而且是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的学术带头人……将端午节定为诗人节专门纪念屈原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”

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在学术界掀起过一场“屈原保卫战”。和郭沫若一样以论著坚挺“屈原的存在”的,还有陆侃如、游国恩、周而复、姚雪垠等人。“从古至今,对屈原其人、屈原作品、屈原评价等,可谓百家争鸣,异说纷纭,但郭沫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屈原。针对一些异说,郭沫若广征博引,缜密考证,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,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,一针见血,捍卫屈原的思想始终不动摇,可谓根深蒂固。充分说明屈原在郭沫若的思想上已留下深深的烙印。”(谭家斌语)

“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,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。”这就是郭沫若心目中的屈原。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理想。

1953年,中国派代表团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。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,郭沫若于会议期间大力倡导在世界范围内宣传屈原。最终,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中国大诗人屈原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、法国文学家拉伯雷、古巴作家及民族运动领袖何塞·马蒂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,号召全世界人民开展纪念活动。屈原走向全世界、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,多多少少还得益于郭沫若的推崇。确切地说,郭沫若是代表伟大的中国向全世界推荐伟大的诗人屈原。而跻身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列的屈原,已不仅仅代表他自己,还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一大象征。中国为屈原而骄傲,屈原亦将为中华文明而骄傲。

郭沫若(1892—1978),原名郭开贞,字鼎堂,笔名沫若。生于四川乐山沙湾。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。1921年6月,他和成仿吾、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。1923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。1924年到1927年间,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、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。1938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,并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。1949年,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。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学院院长等。著有《女神》《王昭君》《聂莹》《卓文君》《蔡文姬》《武则天》《李白与杜甫》等文学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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